如果要用一个词形容2005年政府法治的基本实践，恐怕没有比“和谐”二字更贴切的选择。这个去年年初提出的口号，经过一年来的真实展开，俨然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法治建设的基本路径选择————那就是张其民本，慎用公权。

    小人物与大进程
    大凡必然的历史进程往往是由几个偶然的小人物在“不经意”中推动的，这一点对于杜宝良而言显得分外应验：一位进京打工辛辛苦苦赚钱的普通货车司机，一张富豪见了也会肉疼的万元罚单，一个身份与处境如此吊诡但又真切的场景，悬殊之间带来公众对政府暗中执法、不告知执法的诘问，进而催生出政府执法告知义务履行的普遍化。
    而相比杜宝良“被动”的防守，郝劲松的举动则更带有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勇猛，这位上告国家税务总局、下诉北京地铁营运公司、北京铁路局的“狂人”，在旁人的眼中显得如此不可思议，地铁如厕讨要5毛钱的发票，火车上购物也要“添乱”索要票据，他对人们不会做、不屑做、不愿做、不敢做的事如此的乐此不疲。但也正是这种“斤斤计较”的精神，在看似合理的规则秩序上顽强地撕开了缺口。
    如果说杜宝良和郝劲松的抗争多多少少是为了自己的私利，那么来自万里之外兰州的张正春则毫无疑问多管了件闲事，他揭开的是圆明园一层薄薄的防渗膜，暴露的却是“一次毁灭性的生态灾难和文物破坏”，而最终“发酵”成为了一场结结实实的“环评风暴”。
    这些以一己之力撼动现实的“小”人物在2005年似乎特别的多，他们的努力却遥应了100多年前德国法界大儒耶林对权利伸张的一句必然性总结：“为权利而斗争”。
    
    权力与权利，不断重塑的边界
    2005年中下旬，为迎接“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重庆市进行了一场耗资1．5个亿的“刷城”运动，将城市主干道两边的老楼房、破旧民居和临街店铺粉刷一新，未想美化之举引来的却是社会舆论的质疑与批评。而这并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2005年11月4日，备受社会瞩目的北京上地建材城销售中心诉海淀城管行政违法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审，由于诉讼标的高达6亿元，使其成为全国索赔额最大的国家赔偿案。一栋建成十余年之久的建筑，如何“蜕变”成为占地巨大的违章建筑，又如何在一夕之间沦为废墟，如此等等引出的思考耐人寻味。
    在私权主体的自主性活动日益丰富多样的今天，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也相应扩大了，随之而来的也是公权与私权在改革进程中日渐增多的紧张关系。但有争议、质疑，乃至存在某种紧张的关系，这并不是坏事，它证明权利与权力的板块在相互碰撞，并因此重塑某种积极和谐的新秩序。每一起诉讼，每一次复议甚或每一种不同的声音，都代表社会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它们促使某些旧有制度安排的“新陈代谢”，更推动公权行为向合理、合法直至和谐的方向嬗变，并重塑其边界。